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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极不寻常的一年。它因邓小平领导各方面整顿而闪耀着独具的、特殊的光辉。
这一年，邓小平，这位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即被当作 “党内第二号走资派”打倒、1973年又重新出山的伟大人物，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叶剑英的支持下，大刀阔斧地在全国各方面进行整顿，同占据要津的 “四人帮”展开了特殊的斗争，力图拨乱反正，使历经九年“文化大革命”动乱的中国，逐渐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逐步实现安定团结的局面。同时，他又推行改革开放，力图尽快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历史已经证明，在 “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1975年整顿，成就卓著，深得人心。作为从大乱走向大治的努力，作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尝试，作为历史转折的前奏，作为邓小平理论的起点，邓小平领导1975年整顿的历史，值得浓墨重彩，大书特书，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史册。
一、炎炎盛暑，从东湖宾馆吹出一阵清风
1974年8月，炎炎盛暑，持续高温。空气燥热得似乎擦一根火柴就可以点燃起来。神州大地的政治空气，由于批林批孔运动的展开，同自然季节一样，也是持续高温。在北京参加军队高干会的各大军区司令、政委们，更是闷热难熬。这些掌握着中国军权的将军们，正在这里开会，没完没了地检讨、揭发与林彪有关的人和事。要人人过关，可是似乎人人都一下过不了关。正在这令人难耐的时候，忽然，从号称三大火炉之一的武汉，风景秀丽的东湖梅岭1号别墅里，吹出一阵清风——毛泽东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这条 “八月指示”，使得政治寒暑表高处的水银柱一下降了下来。军队高干会上的将军们如沐春风，会议也很快散场。
二、毛泽东的“八月指示”改变了“文化大革命”的走向
毛泽东 “八月指示”的中心思想是安定团结。它产生的直接结果，一是军队高干会在正常的、团结的气氛中于9月10日结束;一是四届全国人大的召开重新提上了日程。
毛泽东8月间的几次谈话，对1973年底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及其后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进行的军队高层清查工作作了一个基本总结，从而打碎了江青集团又是 “点火放炮”，又是 “放火烧荒”，妄图利用批林批孔运动搞乱军队，整掉一批军队领导干部的迷梦。
这时，中国政治和社会的走向，是从大乱走向大治，是从政治运动恢复到正常秩序。历史提供了1975年整顿得以进行的不可缺少的政治环境，历史也迫切要求产生伟大人物来整顿 “文化大革命”内乱的局面。邓小平在这种历史的必然要求下应运而出。毛泽东和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的关系走出低谷，毛泽东和“四人帮”的矛盾上升，达到“文化大革命”以来所没有过的高点。
三、1975年整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要求
曲折前行的历史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局，都不是任何个人主观意志所能决定的。它是历史的必然要求的反映，也是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1975年的整顿及其最终结局，是 “文化大革命”发展到那一特定时期的产物，也是各种政治力量矛盾斗争融汇成的合力的结果。
毛泽东在发动 “文化大革命”以后，曾经不无喜悦地对外国朋友说，过去我们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现在终于找到了这种办法，这就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认为用自下而上发动群众搞 “文化大革命”的办法，可以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可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可是，毛泽东的良好愿望脱离了客观实际。他对形势的判断，他确定的 “文化大革命”的对象、依靠的力量、进行的方法，都出了严重的差错。事情的发展同毛泽东的预想背离。“本来要走进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毛泽东亲自发动的 “文化大革命”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变成了一场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灾难的内乱。全国上下，“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经过艰苦努力，甚至流血牺牲，总算在1968年9月实现了 “全国山河一片红”（即除台湾省外，当时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全国范围进入了 “斗、批、改”阶段。原以为中共九大以后，经过“斗、批、改”，就可以实现 “天下大治”的预期目标。不想接踵而来又发生了1970年8月庐山会议上的一场激烈斗争。
林彪企图谋害毛泽东的阴谋被识破和粉碎，否极泰来，历史在震惊世界的突发事件中出现了转机。九一三事件促使毛泽东醒悟，正视并开始纠正 “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特别是纠正 “文化大革命”前期造成的一批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解放老干部。邓小平于1973年3月重新回到了中央领导岗位。陈云、谭震林、罗瑞卿等一大批老同志，也都由毛泽东亲自批示，或 “解放”出来，或安排工作。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领导进行了1972年的整顿。他组织批判极左思潮，致力解决国民经济的 “三个突破” ，动乱局面逐步得到控制，经济和社会生活出现了转机。
可是，好景不长。1973年8月中共十大以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 “四人帮”，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判断，兴风作浪，制造新的动乱。1974年初，他们搞起一个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以及邓小平、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于是，动乱再起。在 “四人帮”的煽动指挥下，1974年春夏，到处批 “复辟派”，揪老干部，政治空气十分紧张;在 “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口号下，不少工矿企业停工停产;社会上又出现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以及民兵指挥部一类组织，派性重新膨胀，山头重新树立，有些地方又出现了严重武斗事件。刚刚趋向安定的政治局势、社会生活又变得一片混乱。而有所恢复和发展的国民经济重新遭到严重破坏，许多企业处于半瘫痪状况，全国工业生产出现萎缩甚至倒退的严重局面。1974年全国没有完成工业生产计划。主要工农业产品，除原油、粮食增长外，其他全都减产。钢产量比1973年下降410万吨。原煤产量下降400万吨。铁路货运量下降5.3%，比1973年少运4321万吨。外贸逆差13.4亿美元。全年财政赤字7.7亿元。
“文化大革命”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面对如此长期、严重的社会动乱和经济萎缩，已经无法维持，已经再也不能照样生活下去了。制止动乱，进行整顿，成为 “文革”九年动乱后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促使1975年进行整顿的动因并不是个别杰出人物的意志或愿望，而是整个国家、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是 “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变迁的行动。” 毛泽东作出要安定团结的 “八月指示”，整顿在1975年由邓小平主持进行，这是 “文化大革命”历史进程中的必然，是适应中国历史发展必然要求的产物，是受历史发展内在规律支配的无法抗拒的潮流。
四、邓小平怎样走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
站在中国政治舞台中央领导1975年整顿的，是邓小平。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初期，邓小平作为“第二号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被打倒。邓小平从被 “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到重新出来工作，并站到中国政治舞台中央，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随后又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和曲折复杂、惊心动魄的斗争。历史的机缘，政治合力的作用，决定邓小平的命运。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人的因素。
如果说，邓小平是一匹千里马，也得要有赏识他的伯乐。发现他的伯乐，也是重新让这匹千里马扬蹄驰骋的伯乐，首先要数毛泽东，同时还有周恩来和叶剑英。用对立统一的观点来观察，正是林彪的垮台为邓小平的复出提供了条件，“四人帮”的失势为邓小平主持整顿创造了前提。
1.毛泽东说话：小平要出来，至少是常委
其实，在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对邓小平这位在20世纪50年代就被他看中、选定的接班人并没有否定。“文革”开始时，毛要邓同林搞好关系，但邓同林搞不到一起去。邓小平后来回忆：“‘文革开始的时候，主席找我谈话，要我跟林彪搞好关系，我答应了。但同林彪谈了一次就谈崩了。” 邓小平为林彪所不容，林彪与江青勾结起来，把刘、邓绑在一起，攻击、批判不断升级。但就在邓小平被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似乎已成定局的时候，毛泽东也没有把邓的问题看得多么严重。在毛泽东看来，“文革”中喊喊 “打倒”，是批评、帮助的一种方式。他心中有数，多次说，邓是内部问题，刘、邓应有区别。
1967年7月16日在武汉，有人问毛泽东：主席多次说过对刘、邓要区别，可现在的口号叫 “打倒刘、邓、陶”。毛即说：打倒一年，顶多打倒两年。小平，文可以与少奇、恩来相比，武可以与林彪、彭德怀相比。指挥两个野战军的只有一个邓小平。小平举重若轻，善于决断。他的毛病就是性子急了一点，决心下得太快。也不要紧。他不专权，会用人。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还是要小平出来，至少是常委。邓小平对于毛泽东对他的态度心中也是有数的。“文革”中毛批刘也批邓，但批判的矛头，始终主要对着刘。邓小平曾说：“谁不听他 （指毛） 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
9月，毛泽东在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又一次说，刘、邓是 “内部问题”。
10月9日，毛泽东把陈伯达、江青选编的 《刘少奇言论》 《出版说明》中 “他伙同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一句改为“伙同其他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删去了另一处同刘少奇并列的邓小平的名字，并写批语：“《说明》中，不提邓小平。”
1968年10月31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讲话，公开说 “替邓小平讲几句好话”。对开除邓小平党籍的意见，毛表示 “还有一点保留”，说 “我看还是慎重一点”，“总要使他跟刘少奇有点区别”。就这样，制止了林彪、江青等要把邓小平开除出党的企图。
2.林彪的覆灭和邓小平的复出
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 “麒麟皮下露出了马脚”。对被打下去的邓小平来说，无疑是提供了复出的机遇。
1971年9月10日下午，毛泽东南巡途中，在杭州同党政军负责人谈话时就提到了邓小平。毛说：邓小平不同于刘少奇，要有区别，百万雄师过大江，当时有个前委，主要还是邓小平起作用的。这话不是表露了伟大领袖当此危急时刻的某种考虑吗？
林彪事件后，邓小平以政治家特有的敏感意识到中国要有大变化，自己重见天日的机会来了。他立即给毛泽东写信，表示拥护主席和中央对林彪事件的决定，同时汇报了自己在江西的情况：“我在主席的关怀下，到江西来整整两年了。这两年，我每天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和晚上，看书、看报、听广播和做些家务劳动，除到工厂外，足不出户，与外界是隔绝的。在这时期，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过劳动和学习自我改造，绝对遵守我向党作的保证，除自己的亲属外，没同任何人有来往。我们的生活，由于组织上的照顾，没有什么困难。”他在信中提出：“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我的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再退休。报上每天看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在国内建设的突飞猛进，和国际威望的空前提高，都使我的心情激动起来，想做点事，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信中还请求主席帮助安排好他的孩子们。毛泽东读后在信封上批示：“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办一下。”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大病一场。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抱病参加陈毅追悼会。因是临时决定，匆匆赶去，毛泽东花白的长髯来不及修剪，连衣服也来不及更换，只在睡袍外面罩了一件大衣。在同陈毅亲属谈话中，毛把邓小平与刘伯承并提，说邓是人民内部矛盾。周恩来当场示意陈毅的子女把毛对邓的评价传出去。1月下旬，周恩来即在接见外地一个会议的代表时，当着江青、姚文元的面指出：在揭批林彪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林彪这伙人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这是不符合主席的意思的。
8月3日，邓小平利用中央要求揭发批判林彪的机会，致信毛泽东，在批林的同时作自我检讨，并再次向党中央、毛主席提出：愿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工作。8月14日，毛泽东对邓信写了以下批语：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 《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的这些评语，为邓小平复出铺平了道路，具体的安排就要看周恩来的政治艺术了。
周恩来在毛泽东写下批语的第二天，就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但没有讨论安排邓小平工作的问题。会后，即以中共中央名义通知江西省委，邓小平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可以做一些调查活动。此后，邓小平即到江西瑞金、湖南韶山冲等地参观访问、调查研究。
然而，三四个月过去了，对解放邓小平的问题却不见下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时党内高层就批林是批极左还是批极右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周恩来搅在里面，受到打击。不过，周恩来仍然关注着邓小平重新出山这件大事。他在等待适当的机会。
12月17日晚，毛泽东当面对周恩来说：“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 第二天，周恩来致函纪登奎、汪东兴，在信中传达了 “昨晚主席面示”，吩咐 “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又乘此机会特意提出：“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这就促使中央把安排邓小平工作提上日程。12月27日，纪、汪回信，提出建议：邓仍任副总理，分配适当工作。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1973年2月22日，邓小平一家回到北京，住到西郊马神庙附近的花园村，一个新盖的大院东边最后一栋灰色两层楼房里。
从2月下旬到3月初，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恢复邓小平工作问题。3月9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讨论情况，提出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 《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发到县、团级党委，向全党及全国人民通报此事。3月10日，毛泽东批示 “同意”。这个决定即于当天发出。
此后，周恩来在玉泉山3号楼做全面检查治疗两周，病情趋于稳定后，即于3月28日同李先念等一起同多年不见的邓小平会面。29日，约邓小平到毛泽东住处开会，同毛见面。根据毛的意见，对邓的工作安排，中央政治局会议议定：“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4月1日，周恩来即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宣布了上述决定。周恩来指出：如果不是把林彪、陈伯达的问题揭发出来，不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胜利，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随后，周恩来、邓颖超在玉泉山3号楼同邓小平、卓琳会面长谈，共进晚餐。接着，安排邓小平公开露面。
4月12日晚7点半，人民大会堂一楼宴会厅灯火辉煌，周恩来在这里盛宴欢迎视察柬埔寨解放区后来到北京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出席宴会。这是自1967年邓销声匿迹以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同中外人士会见。虽然他坐的位置并不显眼，却吸引了全场的目光。他没有说一句话，甚至还显得有点孤单，但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感觉到他重新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分量。
诚然，这只是一件事情的开始。当时，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的状况，正如毛泽东有一次向外国客人所说，“我们现在有领导危机”，总理身体不好，叶剑英身体也不好，还有他自己也已年迈，“只有他 （邓小平）算一个壮丁。” 处在长期内乱中的中国，正需要邓小平这样精力充沛而又成熟老练的政治家。周恩来在1973年秋天向外国客人谈到邓小平时说：这是一位将来会成为很重要人物的领导人。
邓小平复出以后，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又因势利导，一步一步地把邓小平推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
3.参加中央军委，进中央政治局
安排邓小平参加中央军委、进中央政治局，是1973年12月毛泽东在决定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采取的一个重要举措。为此，毛在政治局会议上、在同政治局部分成员谈话中多次作了说明。
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他在会上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又说：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报告追认。
12月14日，毛泽东同部分中央政治局同志谈话，又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12月15日，毛泽东在同部分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时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 （指邓）。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你 （指邓）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12月22日，周恩来亲自起草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的决定的通知。当天发出，下达到党内外群众。1974年1月18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提议成立中央军委五人小组，由叶剑英牵头，邓小平参加。翌日，邓小平即同叶剑英等一起指挥西沙对越自卫反击战取得胜利。
4.出席六届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
再一个重要举措是，决定由邓小平担任出席第六届特别联大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国际上树立邓小平作为中国政府代表的形象，提高邓小平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威望。这也是毛泽东亲自作出的决策，并且是由毛出面同江青作斗争以后才得以实现的。
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定于4月9日在纽约召开。3月20日左右，外交部就我国出席六届联大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人选问题请示毛泽东。毛提出由邓小平当团长，乔冠华当邓的参谋。说这件事不要讲是他的意见，还是由外交部写报告提出为好。外交部即于22日向中央呈送了团长人选问题的请示报告。3月24日，周恩来批示同意。考虑到国内情况，他建议在三周会期中，邓小平可以只出席一周，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与多方要人接触，便可回国。当天，毛泽东圈阅了周的批示。
毛泽东、周恩来派邓小平当团长出席六届联大特别会议，规格高，影响大，是对第三世界国家发起的这次重要会议的有力支持，对发展我国的对外关系，特别是同亚、非、拉各国的友好关系，有积极作用。可是，江青竭力反对。就在毛泽东圈阅同意的当天晚上，江青找王海容、唐闻生，强令撤回外交部的报告。王、唐告以毛已经圈阅，外交部无权撤回。但江青还是在3月25日下午四次打电话给王、唐，逼她们撤回要邓小平率团出席六届联大特别会议的报告。于是王、唐打电话请示毛泽东处：主席是否仍主张由邓小平率团出国？她们可否将是主席提议让小平同志当团长的意见说出去？秘书回话，除重述25日下午的话之外，还说：毛主席说，如果实在不行，也可以说明，让邓小平去是他提议的。
3月26日，政治局会议讨论此事，江青继续无理取闹。会后，王、唐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情况。毛于27日给江青写信：“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江青这才复信表示拥护。但4月3日至5日政治局讨论邓小平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主题发言稿和中国代表团的具体工作方针时，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都称病不到。
4月6日上午，邓小平率团离京赴纽约出席六届联大特别会议，周恩来抱病与叶剑英、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前往机场热烈欢送。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发言。第一次向全世界阐述毛泽东前不久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的“三个世界”的战略，支持第三世界各国在原料和发展问题上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反帝反霸的立场。邓小平发言后，当场受到许多国家代表的热烈祝贺。4月19日，邓小平一行乘专机回到北京，周恩来在机场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通过这次活动，在国际国内重新树立了邓小平具有重要地位的公众形象。
从1973年4月12日邓小平在欢迎西哈努克亲王的宴会上公开露面，到1974年4月10日出席联合国大会，经过一年时间，邓小平已经走到了中国政治舞台的前沿。
5.毛泽东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这时，周恩来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加快了邓小平代替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的进程。就在这时，毛泽东1974年7月对江青等人发出了“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的警告，8月发出了“安定团结”的号召，紧接着，召开四届全国人大重新提上日程。中国的政治局面和人事状况，需要邓小平出来担当中国政坛的主角，毛泽东毫不犹豫地进一步把邓小平推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
这年国庆节刚过，毛泽东在武汉提出要筹备四届全国人大、酝酿国家机构人事安排。10月4日，毛泽东让秘书用电话告诉王洪文：毛主席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要王把他的这一重要人事安排告诉周恩来。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传达毛泽东安定团结的最新指示，宣布近期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决定。
新中国的历史又发展到了一个关节点。正当毛泽东号召实现安定团结的时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结为“四人帮”，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又一次兴风作浪。他们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邓小平，直接的目标是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
在1974年10月提出准备召开四届全国人大 （在四届人大之前召开十届二中全会） 时，为夺取最高权力，江同张、王、姚密谋策划，企图逐步改组中央政治局，取得政治局的稳定多数。办法是让一些人先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然后伺机正式补为政治局成员。他们要张春桥当第一副总理，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以夺取国务院和人大常委会的领导权。他们先后在上海、辽宁等地选定帮派骨干分子二十多人，企图安插到公安部、教育部、文化部、铁道部、邮电部、六机部和人民日报、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妇联，夺取这些部门全部或部分领导权。他们还在上海物色培养了“工人大使”、外事干部一百一十多人，以便夺取外交大权。
毛泽东指定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打碎了他们的如意算盘，他们怎么肯善罢甘休呢？
江青一伙找到的借以发难的题目，是所谓“风庆轮事件”。
风庆轮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一艘万吨货轮。1974年国庆节前，经过往返上海—罗马尼亚、历时150天的远航归来。“四人帮”在1974年初该轮重载试航阶段，就曾借批判远洋运输分公司和交通部“崇洋媚外”来影射攻击周恩来等是“七十年代的李鸿章”。现在远航返回，又想寻机惹事。国庆节后不久，“四人帮”收到他们在上海的亲信写的万言长信，知道风庆轮副政委李国堂、实习三副顾文广在远航途中反对批判所谓造船、买船问题上的“崇洋媚外”、“卖国主义”，还对王洪文、上海市委和京剧样板戏颇有微词，遂抓住一点，肆意夸大，无限上纲。江青10月14日在登载 《“风庆”轮的问题》 的 《国内动态清样》上作了不少批注，并给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写信，说该报道“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迷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这种洋奴思想、爬行哲学，不向它斗争可以吗？”说那个副政委“是钻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提出：“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王洪文当天即表示“完全同意”。张春桥、姚文元也在同一天写下批语，张强调这是造船工业上“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姚认定这个副政委“代表一条修正主义路线”。
10月17日晚，中央政治局会议快要结束时，“四人帮”突然提出风庆轮问题。
江青拿出风庆轮的传阅材料，质问邓小平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意见，要邓立即表态。邓小平说：我已圈阅了。对这个材料还要调查一下呢！
江青进一步逼问：对批评“洋奴哲学”是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
邓小平针锋相对回击江青：政治局讨论问题要平等，不能用这样的态度待人。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强加于人，一定要写出赞成你的意见吗？
张春桥、姚文元一起指责邓小平。江青更是对邓大肆攻击和谩骂。邓小平忍无可忍，连说着“我要调查”愤然离开会场。张春桥看着邓小平走出去，阴险地说：我早知道你要跳出来，果然跳出来了。
“四人帮”认为，政治局会议上的争吵，正好给了他们一个攻击邓小平的口实，把邓小平搞下去的机会。他们立即星夜密谋。四人商定：抢在邓小平10月20日陪同丹麦首相到长沙会见毛泽东之前，由王洪文先去报告。
第二天 （10月18日） 上午9点，王洪文乘专机飞往长沙。下午2点左右，毛泽东接见了他。王洪文借汇报17日政治局会议情况诬陷邓小平和周恩来。他一开头就把形势说得十分严重。他把周恩来、邓小平同1970年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林彪、陈伯达类比，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还说：我这次来湖南没有告诉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是我们四个人春桥、江青、文元和我开了一夜会，商定让我向主席汇报。我是冒着危险来的。
王讲了昨晚政治局会议争吵的经过后说：邓小平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酝酿总参谋长人选有关。
王洪文还诬陷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进行篡权活动，说：总理现在虽然有重病，住在医院，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他们在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王洪文对江、张、姚分别吹捧一番。最后请毛指示，说今天还要赶回北京，他们几个人还等着我传达主席的意见呢。
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看得很透。他没有听信王洪文的谗言，当即对王严肃批评：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叮嘱王：你回去后多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告诫王：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
王洪文在毛泽东面前表示“一定按主席指示办”，可是，当天 （18日）下午回到北京后，没有去找周、叶，却于当天晚上到钓鱼台向江、张、姚复命。四人在11楼江青处密商对策。江青还把王海容、唐闻生两人找来，因她们后天 （20日） 将陪同丹麦首相赴长沙会见毛泽东。江青在18日中午已经找王、唐谈过，要她们向毛泽东反映国务院“崇洋媚外”的问题，并攻击邓小平在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言行是又一次“二月逆流”。在18日夜间密商的小会上，江青再次嘱王、唐到长沙诬告邓小平，还托她们带给毛泽东一封信。江青在信中说：听说主席身体好，非常高兴。并说：“昨日王洪文同志带回来的桔子，味甚鲜美。使我想起一首唐诗：‘江上阴云锁梦魂，江边深夜舞刘琨。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千家薜荔村。乡思不堪悲桔柚，旅游谁肯重王孙？渔人相见不相问，长笛一声归岛门。”
“四人帮”这时的用心，是要说动毛泽东收回成命，不让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
10月19日，周恩来找王海容、唐闻生到医院谈话。告诉她们，经过了解，事情并不像江青等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四个人事先计划好要整小平。他们已搞过多次，小平同志忍了很久。
在找王、唐之前，周恩来已同邓小平谈话，嘱小平到长沙在主席面前不提此事。
10月20日下午，邓小平在长沙陪同毛泽东会见丹麦首相哈特林，谈话结束送走外宾后，毛问邓有什么事要说，邓说，我没有什么要说的。邓问主席有什么话没有。毛叫邓坐下，说，我不懂北京的事，听说要开人大，我看不用那么急，要看总理的身体情况，看准备工作情况。邓说，把主席的话带回去。毛点点头。邓小平回到北京以后，即于21日上午把同毛泽东谈话经过致信王洪文，让他通报政治局成员周知。
这一两分钟的交谈非同寻常。不单是把四届人大“组阁”的重任明确地交给周恩来，而且促使毛泽东更加信任邓小平。同前一天王洪文气急败坏地在毛泽东面前诬告完全相反，邓小平一句不说政治局会议上的争吵，表现得那样的豁达大度。一个卑劣，一个伟岸，对比太强烈了！这无疑会在毛泽东的心中激起更加坚定重用邓小平的决心。
邓小平离开后，毛泽东同王、唐继续关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等问题的谈话。
毛要她们回北京传达他的意见：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如果他身体可以，由他和洪文同志一起给各方商量，提出一个人事安排的名单。邓小平做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这是叶剑英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意见办，战时有事，平时无事，挂个名。杨成武可以做副总长。王洪文来的时候没有这么明确，再明确一下。委员长一、二人再考虑。
毛泽东重申：总的方针要团结、要安定。
毛泽东还要她俩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关于风庆轮事件，毛泽东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先念等同志已在解决，但江青还这么闹。
在带去的江青来信上，毛泽东写了批语：“已阅。务望谨慎小心。注意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 请王、唐带回交江青。
王、唐二人在22日把毛泽东的指示向政治局作了传达。毛泽东10月20日这次关于最高层领导人事安排的决策，使“四人帮”阻挠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的图谋无法得逞，他们想排斥周恩来主持“组阁”的阴谋也成了一枕黄粱。
在这两代领导人交替的关键时刻，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决策和委托，不顾自己8月10日做第二次大手术后虚弱的病体，毅然再度挑起处理党和国家全面工作的重担。从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连续十多天，在医院分别与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商讨，同王洪文、江青谈话，并约中央政治局成员分三批开会，传达毛泽东10月20日长沙指示，解决风庆轮事件，研究四届人大筹备工作。11月6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表示“我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说明四届人大“代表名单，宪法草案和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均可在11月搞出”;“人事名单估计11月下旬可搞出几个比较满意人选”。关于病情，自己的膀胱癌虽未治愈，但“我的身体情况比7月17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12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务请主席放心”。
江青这时仍不死心，她不听毛泽东的告诫，还想利用其特殊身份插手“组阁”。这时，毛泽东一方面坚决制止江青插手，一方面坚决支持邓小平的斗争。
11月12日，毛泽东在长沙会见也门民主共和国总统委员会主席鲁巴伊后同邓小平谈话。
毛泽东对邓小平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
邓说：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
毛主席说：我赞成你！
邓小平答道：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毛说：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她们（用手指王、唐） 都不高兴。
邓说：我主要感觉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讲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毛说：这个好。
邓又说：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
毛说：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啰。
也就在11月12日这一天，毛泽东看到江青给他的信。江青向毛提出人事安排建议名单，要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培养。毛泽东在信上批道：“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 （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江青心犹不甘，11月19日，又给毛泽东写信，公然伸手要官要权，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毛泽东20日复信说：“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但江青野心不泯，在12月间，又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去，要她们向毛泽东转达她的意见，由王洪文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毛泽东立即一针见血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毛泽东看穿江青的野心，坚决不许。这时江青再怎么厚颜纠缠，已属徒劳了。
12月间，周恩来在病榻上紧张地展开了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在最关键的人事安排问题上，统筹全局，反复衡量。针对“四人帮”竭力要将他们的亲信安插在文化、教育、体委等部委的情况，周恩来同邓小平、李先念等多次交换意见，认为教育部关系重大，不能让，还是由周荣鑫当部长为好;文化部、体委从当时情况看来不能不作让步。12月20日前后，周恩来又在医院分批召集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通过了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候选人名单的三个方案。
12月23日，周恩来抱病飞赴长沙，当面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行前医务人员发现他的大便有隐血，需要立即进行检查治疗。这时正是决定党和国家的权力掌握在谁手里的关键时刻，与周恩来同去汇报的又是王洪文。叶剑英表示，为了共和国的最高利益，现在不能提及此事，反复叮嘱医务人员要采取一切措施，确保总理安全返回。
12月23日当天毛泽东就听取了周恩来、王洪文的汇报。
毛泽东摇着手对王洪文说：“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又一次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我比你们了解她，几十年。我对她做了工作。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搞乱了，又不告诉我。”
在谈到邓小平时，毛泽东指指脑袋说：他政治思想强。比他 （用手指王洪文） 强，他没有邓小平强。又说：我看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还边说边用笔写“人才难……”，毛刚写到“难”字配资公司排行，周恩来把“人才难得”说出来，毛放下了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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